一项统计显示，在日本，整个产业工人队伍中，高级技工占比40%，德国高达50%。而中国这一比例仅为5%，全国高级技工缺口近1000万人。
弘扬“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培育众多“中国工匠”，这些词语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培育“中国工匠”的诉求已上升为国家意志和全民共识。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也提出，深入实施《中国制造2025》，首次明确把发展“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
如何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完成中国制造由大变强的任务？实现这一转变的“中国工匠”从哪里来？两会期间，不同行业的代表们建言献策。
职业院校是培养能工巧匠主阵地
一项统计显示，在日本，整个产业工人队伍中，高级技工占比40%，德国高达50%。而中国这一比例仅为5%，全国高级技工缺口近1000万人。
统计同时显示，由于产业工人整体素质不高，中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相当于美国的7.4%。“这也是我国工业制造‘大而不强’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李守镇曾经分析表示。
凡是工业强国必然是技师技工的大国。但是一支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的产业工人队伍该如何造就？
“这首先是社会认同的问题，在德国、日本，家庭里如果出一个能工巧匠，都倍感荣耀。”全国人大代表、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新强说，重塑“工匠精神”，培养大批高技能人才是适应供给侧改革、补齐“中国制造”短板的必然要求。
“职业院校是培养能工巧匠的主阵地。但符合《中国制造2025》人机合一的能工巧匠培养机制和能工巧匠需求预测系统还未有效建立，人才培养规划难以对接落实。”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湖州市政协副主席沈琪芳说。
沈琪芳在浙江实地调研中发现，因培养周期长、养不起、留不住，企业对技能人才培养积极性不高；校企合作保障机制尽管已搭建起来，但缺乏有效措施，运行困难；能工巧匠培养缺乏社会参与，特别是行业协会的作用远未发挥到位；作为培养能工巧匠主体的职业院校，缺乏培养标准和体系。
“能工巧匠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牵头，各部门、行业企业、职业院校、社会培训机构明确职责、明晰事权、通力合作，构建高效、规范、长期的多元化、市场化培养体系。”面对社会专门人才培养的种种症结，沈琪芳开出良方。
沈琪芳建议，搭建能工巧匠培养院校与企业对接平台，探索校企合作网络办事机制，简化企业获得政府校企合作奖励经费和税收优惠政策；推进校企股份合作模式，共建产学合作机构、培训专业、课程、实践基地等；推进“职业技术培训园区+科技园区”的建设，形成具有产学研特点的职业技术培训园区化发展态势。鼓励职业院校根据专业特点兴办校办企业。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汽车装调工、首席技师赵郁说，校企合作长期停留在一般化状态，甚至一些院校的校企合作关系主要还靠“人情维系”，而不是通过立法及制度机制保障。“1996年公布实施的《职业教育法》已不能适应人才培养的需求，建议尽快修订《职业教育法》和完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
高校人才培养也要“去产能”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02研究所副所长兼工程师颜开，因“蛟龙号”载人潜水器而为人熟知，他给记者讲了个故事：2008年，船舶行业形势好，造船厂有接不完的订单，甚至都不要太高的技术。但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这几年船舶业变得不景气产能过剩。有的民营船厂投入巨资新建了船台，还没来得及投入使用就倒闭了。
“世界造船中心原来在欧洲，现在转移到中日韩，欧洲只做豪华游艇等高技术船，反而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大。”颜开说，中国的船舶业就面临着向智能制造业转型的挑战。
“要向智能制造业转型，我感觉培养人的问题是首位的。”颜开的研究队伍大部分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把这些年轻人和自己那一代人比，年轻人在大学里课程开设得比较多，外语都不错，但是基础课程方面弱化了很多。比如，颜开读书时，高等数学学习3个学期，理论力学、材料力学至少学习一个学年，而现在也就学几十学时，“基础打不好，感觉做研究根本不行”。
